太阳成集团其实中国也是爵位世袭，并非官位世袭。比如桓温死了，桓玄袭其爵位南郡公，但是官位侍中、大司马等都没有。陈寅恪先生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略稿》里面论述详细，考证严谨，很值得参考。不知道、为什么都没有提到这两本书，基本上论争的关键陈寅恪先生基本上都讨论过了。

　　我在这里补充一下隋唐之际的士族变迁，权当笑谈。与我们想的相反，士族在有唐一朝并不受官方重用反而民间声望更高。隋唐起家在北周，但北周制度典章矫揉造作，模拟周官之制，不伦不类，遂隋唐人物典章多取北魏之制，杂以关陇一带汉代遗存，梁陈之旧制，故隋唐取关中为核心，其他不足言。

　　而士族多为南朝北朝旧族，以经学礼法为家学，岂在经济之地位。遂唐初打压士族，少见出任大官，后又有武后玄宗科举制之兴起，进士浮薄即从此出，士族更见挤压。然士族之影响不在庙堂，而在民间，如宁娶门第女，不羡帝王家等。唐人识人以“山东之人尚婚娅，江左之人尚人物，关中之人尚冠冕，代北之人尚贵戚”，由此可见士族之影响。安史之乱后，唐之王室以关中与东南六道为重，其他为节度使把持，中央无可奈何，进士与士族之冲突亦渐兴起。至文宗好文史，士族多被奖擢，进士落寞，然武宗逆其义，至宣宗则好功名。牛李党争亦在上意之转换中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不亦乐乎。然此后，阉寺内廷乱政，士大夫无法只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，遂党争不起。唐末黄巢起义，五胡乱华，十国纷立，又无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之庄园支撑，离乱失所，家学尽失，礼法不存，根之即腐，其奈树哉？故士族之衰宏观上在皇权之集中，而中观或微观即在隋唐之际未择良木，又遇科举之兴，固守家学，鄙薄进士，至乱离之世，其气已竭，只能湮灭。士族以礼法经学为本，观宋初之文运，尚不足明初之兴盛，其衰亦可见之。

　　所以这个问题论争的关键其实就在这个士族地主阶级的定义上，我指的呢是自东汉太学生以来，以礼法经学为家学，至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王谢大家之类的士族，而此后发迹诸人只能算是暴发户吧！

　　关于士族的定义，为什么传承数百年的士族到唐末五代十国就没有了呢？其实和皇权的集中并没多大关系。其一，士族之发迹光大在魏晋南北朝之数百年动荡，无论南朝北朝士族皆以其才学保佑一方平安，方得如是之声望。在北朝，则与少数民族合作，推行如府兵制等助其融入中原；在南朝，则为封建之大庄园为标志。然两地各异，因南朝庄园制在前，凡宋齐梁陈皆非真正意义上之中央政府，而各地庄园甚为独立。毋宁南朝北朝，士族之立足并非在经济之雄厚，而在道统之所寄。故北朝士族，一直在皇权下，而南方士族太阳成集团，俨然一地方政府。

　　其二，隋唐以降，承袭北魏府兵制，以租庸调制立本，此时社会依惯性，仍崇尚士族，唐太宗即言“我与崔、卢、李太阳成集团、郑无嫌，顾其世衰，犹独恃旧，不解人间何为贵之？朕以冠冕为等级高下。”可见唐初太宗之时，士族所谓之经济基础已无，又何德何能承其社会识人之准绳？缘其在道统之所寄，众望之所归。然其家学渊源，动静举止，岂非世间之暴发户所比。其三，有唐一代乃士族由盛转衰之关键，而唐代皇权之集中，岂非不明史事？若以安史之乱以前算，仍可勉强；然唐之后世，阉寺擅权，牛李党争，皇权之关键的继承权几被阉人所定，内外之事，不出其右。唐之子孙皆为其傀儡，如此之世，言皇权之集中未免太过。

　　其四，牛李党争之实质即为内廷阉寺之争与外廷士族与进士之争之混合，然内廷为主动，外廷为被动。表面上受皇帝之好恶影响，可阉寺决定了皇帝呀！故因有唐一代之重心皆在关中太阳成集团，而关中之重心则在皇宫，而皇宫之重心则在北门，观历次宫廷政变，关键即在北门禁军，而此北门即在阉寺之手。故由上可知，士族之兴起即在中央政府崩溃之时，读书人或与新政府合作，或秉承家训，保育平民，皆在承古之道统。（需知这批人乃是东汉太学生之后裔，以经学礼法为家传）其之衰亡，窃以为，各种集团的博弈之中渐落下风，至五代十国之乱世，既无武力之保佑，又无经济之支撑，道统不存，其根既没，自然消亡。至于后世之宋明理学家既有道统，然其于政治之影响，确在皇权之扩张中慢慢减弱。

　　士族之衰，皇权集中固有影响，自魏晋而隋唐，根基既厚，影响既深，渊源流变，岂一皇权之集中所能道也！

　　我认为在农业不发达的时代，小农容易破产易被大地主兼并，形成了庄园经济，庄园经济可以维持一定规模可以与中央抗衡的私人武装。唐末五代之后，农业比较发达，小农不容易破产，容易转变成中小地主，大地主的庄园经济难以形成，自然就无法供养私兵与中央抗衡，君权就难以制衡了。中小地主取悦君主寻求保护免于大地主的侵害，君主团结中小地主制衡大地主。例如明代皇帝以文官制衡藩王勋贵外戚。